试论信息生态学的边界及未来*
卫欣1，王国聘2
（1. 南京林业大学；2. 南京晓庄学院）
摘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发现信息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且本身也具有有机性、整体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信息的传播必须借助于能量或者载体，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类思维。信息生态学继承了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等应用生态学的学科方法，并借助信息生态系统来调适“人-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信息科学与传播学虽然有各自的学科属性，但是在概念使用、研究方法、范围选择上存在广泛共识。我们倾向于将“信息”看成一个整体，信息科学偏向系统规律与运行机理，而传播学更擅长社会分析与价值判断。由于信息生态学整体属于“人类”的范畴，所以主要参照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思路，在人与环境平衡的背景下，实现信息生态系统的和谐。同时，信息生态学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尤其受到社会学、传播学、伦理学的影响，从而成为一门具有创新精神与批判意识的新兴交叉学科。然而，就其自身而言，信息生态学的学科体系并不完善，研究方法也不够独立。因此，需要对其历史边界与学科特征进行梳理，以期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与建设中实现新跨越。
关键词：信息生态；传播生态；媒介生态；应用生态学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20209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生态学不应该仅仅研究DDT、毛毛虫、麝鼠筑坝影响水流，而更应该关注环境变革的速度、规模和结构，森林的平衡与社会的和谐同等重要。阿芒·玛特拉（ArmandMattelart）等认为传播学的产生受到了帕克和伯吉斯“人类生态学”的影响。[1]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生态学既关心自然机制、树木、河流和苍鹭，还关心社会制度、推土机、高速公路、人造物和思想的问题。[2]长期以来，虽然物质、能量与信息都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对于信息的探索显然落后于物质与能量。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信息科学迅猛发展，应用生态学学科体系不断壮大，信息研究逐渐从配角成了主角。有学者认为信息科学主要研究质、能、波的形状、结构与功能①，而传播学主要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①。然而，在信息生态学中这两种特征却很难严格分开，在概念确立、方法使用、对象选择上存在着相互借用与相互启发的现象。就学科体系而言，应用生态学打破了传统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既包含经典生态学的内容，又拥有大量的交叉学科，这其中就有正在崛起的信息生态学。作为应用生态学的分支，信息生态学的产生、发展与壮大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3S”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的作用下，自然信息与社会信息高度融合，我们生活在由媒介构成的“拟态环境”之中，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生态学来调适“人-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信息生态学的产生背景
应用生态学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生态学的一大研究门类。[3]在“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自然信息流与社会信息流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需要我们“重估一切价值”，以促进不同信息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原因，信息生态学应该是一门涵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的综合性交叉学科，研究对象至少包括电磁场、微波、通信、计算机、新闻、舆论、广告、传播等，而不仅限于动植物之间物理信息、化学信息、行为信息和营养信息的传递。
（一）应用生态学的学科拓展
囿于生物学的传统，早期生态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按照类别、层次结构、栖居地等来分类，如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草原生态学、湖泊生态学、海洋生态学等。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开始深度介入生态学，出现了化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地理生态学、数学生态学等。1961年，芒福德（Lewis Munford）指出媒介系统将组成一个“无形的城市”，报刊、广播和电视都成了“容器”，而人类将会在不知不觉中与之融为一体。1964年，英国生态学会出版了《应用生态学杂志》，从而拉开了应用生态学研究的序幕。1971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了应用生态学分会。1974年，法国生态学家弗朗索瓦·拉马德（Francois Ramade）出版的《应用生态学原理——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是第一部应用生态学专著，其后在1978年、1982年、1989年、1995年、2004年再版。
20世纪后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应用生态学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应用生态学受到了学者、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追捧。应用生态学的核心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为管理者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或者向基础生态学提出需要验证的命题，以寻求新的解释与答案。生态学与应用生态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将人类全部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并探求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1991年，美国生态学会出版了《应用生态》杂志，标志着应用生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学科交叉也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如污染生态学、放射生态学、分子生态学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学等分支学科。1998年9月4日，在美国的福德姆大学成立了媒介生态学会（MEA）。2000年，著名生态学家S. J. 奥默罗德（S. J. Ormerod）和A. R. 沃金森（A. R. Watkinson）在《应用生态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人类21世纪是金光灿烂的应用生态学时代。”[4]
信息不仅是信号或讯息，还包括媒介、传者、受众、内容、反馈、噪音、污染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信息科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比较直观，而信息却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信息流必须借助于物质、能量以及人类的思维才能够传播。今天，知识与信息已经成为驱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面对各种各样的通讯网络，如公共电话网、数据通信网、计算机网络、卫星以及广电网等，应用生态学学科必须给出正面回应。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何庆元将应用生态学分为5个大类，即基础与综合技术、资源、环境、产业、人类，以及相应的学科。依据该标准，我们可以将信息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并列，共同归入“人类”这一大类，但是它又与“环境”中的城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体论、层次观、系统学说、协同进化、自组织等理论在信息生态学中得到了最广泛、最充分、最完美的呈现。
（二）应用生态学的现实需求
信息是客观世界存在的表征，即运动状态与运动方式的反映。[5]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球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存在差异。早期主要受自然力的影响，地球信息生态系统处于自发状态，但大体保持稳定。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趋严重，信息污染也从物理层面、化学层面、生物层面，逐渐扩散到精神层面、思想层面、价值层面。从应用生态学的角度看，信息污染
属于污染生态学的一个部分，因为所有的生态污染都会在信息流中有所呈现，并造成对原有信息环境的损害，进而影响人类或其他动植物的环境感知。
作为一种资源，信息确实存在于自然界中。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但是对于资源的滥用容易造成点源或面源的污染。一般而言，信息污染是指信息流在传播的过程中，物质与能量偏离原来运行轨迹的一种现象。当然，这种现象被称为污染，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偏离的大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二是偏离的结果必须是负面的、有害的。当技术圈强大到能够改变甚至主宰生态圈自然过程的程度[6]，异化便在所难免。污染不仅包括自然环境的要素，还包括社会环境的内容，集中表现为信息的失真、低劣、粗糙，以及环境噪声、电磁辐射等。一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媒介设备的污染。电子元件中包含着汞、铬、镉、铅等重金属，一旦被摄入人体，就会与体内的蛋白质及酶发生反应，并在人体某些重要器官内聚集，当超过人体承受限度，人就会产生中毒。二是噪声与电磁波的污染。噪声会导致人失眠、烦躁，严重的噪声会导致听力损伤，而电磁波的危害更为严重，会导致中枢神经受损、免疫机能下降、视觉障碍、癌症发生率上升等。三是信息内容的污染。大量的不实信息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行为，如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电信诈骗等，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是虚假信息的最大受害者。四是冗余信息的污染。有效信息不足，无效信息过剩，信息人的接受能力是有限的，大量的无效信息占据网络空间，必然导致渴望获取有效信息的受众产生焦虑、烦躁的情绪。
在“拟态环境”中，一切对象都被中介化了。如果现实环境只有借助媒介才能够得以呈现，那么信息便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手段。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物质-能量”关系的“表述”，关系具有相互联系与不断变化的特征，信息环境不是物理空间，而是历史记忆；二是社会信息与自然信息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如地震、海啸、飓风、火山爆发等，这些信息会在社会舆论中不断发酵，灾难报道本身就充斥着政治话语的博弈；三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已经将触角伸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河流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正如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环保运动一样，迫于信息污染的严重性以及治理的复杂性，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生机盎然的应用生态学领域。
二、信息生态学的发展脉络
国内外学者对信息生态学的研究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使用的术语不同，如媒介生态学①、传播生态学、信息生态学、生态信息科学、传媒生态学等，但是在概念界定、内容设计、研究方法上具有诸多的一致性与继承性，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同一学科的不同历史阶段。从全球范围来看，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一词产生最早，1968年，波兹曼提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1972年，他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介生态学专业与博士点。作为其外延与学科新发展，信息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生态学学科，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整个“信息圈”的和谐共生与协同进化。
（一）国外信息生态学的发展
1989年，德国的拉卡普罗（Rafael Capurro）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信息与质量”研讨会上，发表了《信息生态学进展》一文，对信息污染、信息平衡以及不同社会之间①的信息鸿沟进行了探讨[7]，并首次提出“信息生态”（Information Ecology）一词[8]，揭开了现代信息生态学研究的序幕。1997年，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①出版了《信息生态：掌握信息与知识环境》[9]一书，将信息视为生态系统，主张建立以人为本的信息开发与设计方案。1998年，邦妮·纳迪（Bonnie A. Nardi）②认为信息生态学是在特定环境下，对人的行为、价值与技术进行有机整体性研究[10]，1999年出版了《信息生态：心灵的技术》[11]一书。进入21世纪后，欧戴（Vicki L. O'Day）于2000年在《信息生态学》[12]一文中指出，信息生态学是一门涉及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与艺术创造的科学；2001年，伯纳多·A.胡伯曼（Burnardo A. Huberman）提出“网络生态”[13]的概念，并探讨了网络链接、网络小世界、社会困境、网络拥堵等问题；2002年，约翰·W.迪米克（John W. Dimmick）③出版了《媒介竞争与共存：生态位理论》一书，采用生态模型对媒介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进行了生态经济学领域的探讨，为信息生态学的发展引
入新动力；2007年，凯伦·贝克（Karen S. Baker）和杰弗里·鲍克（Geoffrey C. Bowker）提出信息系统具有开放性，应该在多维场景中思考数据、存储与知识。[14]2012年，彼得·卢卡斯（Peter Lucas）在《万亿：新兴信息生态繁荣》[15]一书中指出，信息生态是一个比互联网更庞大、更复杂的系统；同年，穆罕默德·S.奥贝达（Mohammad S. Obaidat）、④阿拉根·安帕拉根（Alagan Anpalagan）和艾萨克·沃昂（Isaac Woungang）共同出版了《绿色信息与通信系统手册》[16]，全面介绍了绿色信息和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应用、算法、协议、新趋势和挑战，以及研究成果。从手机、云计算、4G、大数据的视野研究信息传播系统，为信息生态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学术空间。
（二）国内信息生态学的发展
我国最早提出信息生态学概念的学者是张新时院士，他在1990年提出用现代信息技术来研究生态系统的设想。其后，高琼提出信息生态学是面向生态学信息的科学，强调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生态信息进行定量分析与深度挖掘。[17]1997年，张新时、高琼出版了《信息生态学研究（第一集）》一书，收录了有关信息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综述与专论，并强调用信息技术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观点。[18]卢剑波在2005年出版的《信息生态学》一书中对生态学的信息流、信息采集、信息生态系统等进行了介绍。2008年，田大伦出版了《高级生态学》一书，专门用一章来介绍信息生态学，以往该内容仅出现于生态系统的某个章节，而对人类信息生态系统的研究则多出现在城市生态学、农村生态学中。王让会在2011年出版的《生态信息科学研究导论》一书中，对生态信息的机理、信息识别、获取、处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生态信息管理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对生态信息的研究开启了信息生态学发展的新阶段，利用“生态系统管理（ESM）”，对森林、农田、海洋、草原信息生态系统进行检测，建立信息生态系统的预警机制与评价体系，有利于拓展信息生态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虽然“生态信息”与“信息生态”是两个概念，但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信息研究，对于信息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的信息生态学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系统建构、应用领域及兼而有之的研究之上。1996年，陈曙在《信息生态研究》一文中，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性质、范围、研究对象、研究任务进行了界定，并着重对信息生态失调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蒋录全在2003年出版的《信息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书中，提出信息生态学是研究信息环境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组织建构相互协调与作用的科学。2007年，韩刚、覃正则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提出“信息生态链”的框架。[19]娄策群在2014年出版的《信息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书中，从信息人与信息环境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信息生态位、生态链、生态系统平衡等问题。裴成发在2014年出版的《信息运动生态协同演进研究》一书中，提出信息时空分布链、运动链、生态链的观点。2019年，孙瑞英在《信息生态环境和谐演化》一书中，探讨了“信息异化”的问题，并从信息生态学的角度加以阐释。其中，网络生态研究是一个热点。2008年，张真继在《网络社会生态学》一书中，提出网络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结构、属性与运行机制，并借助数学和系统科学的方法构建了生态位、生命周期、生态平衡的理论模型。靖继鹏、张向先在2017年出版的《信息生态理论与应用》一书中，对企业、网络、商务网站作了研究。娄策群在2019年出版的《网络信息生态链运行机制与优化方略》一书中，探讨了网络信息生态链的发展机制及优化管理。陈明红在2020年出版的《网络信息生态系统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一书中，分析了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的复杂适应性与资源配置等问题。
由此可见，信息生态学不但研究生态学中的信息传递，而且关注传播学中的舆论体系，是当代最综合、最前沿、最复杂的应用生态学学科。目前，交叉与融合仍是信息生态学学科发展中最显著的特征，这一方面印证了其具有关注社会事实、响应社会热点的学科属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学科体系还不成熟，基础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信息生态学的学科体系
信息生态学的出现拓展了应用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使得当代生态学与信息科学、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保持“人-媒介-环境”动态平衡的情况下，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参与媒介管理，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促进城乡交流，用污染生态学的方法抑制环境污染，以及大量汲取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学科发展源于理论积淀与实践需要，基于信息生态学是应用生态学分支学科的假设，其学科体系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借鉴生态模型、生态治理、生态伦理、生态审美等内容，制定标准与规范；二是通过经典生态学、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研究原理与方法；三是构建信息生态系统，包含信息人、信息媒介和信息环境，如图1所示。
图1 信息生态学架构
基于生态系统生态学在近代应用生态学学科体系中的突出地位，我们将信息生态系统研究作为信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因此，信息生态学亦可表述为一门探讨信息生态系统内部信息人、信息媒介与信息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及其演替规律的学科。其中，信息人包含个人、群体与组织，信息媒介包含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信息环境包含自然和社会；关系包括信息人与信息人、信息人与信息媒介、信息人与信息环境、信息媒介与信息媒介、信息媒介与信息环境、信息环境与信息环境之间6种关系；演替规律包括竞争、协同、进化、衰退等。
（一）信息生态学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全部信息流的科学，信息生态学广泛吸收现代信息科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借鉴整体论、层次观、系统学说、协同进化等思想，逐渐形成兼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学科体系及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人类生态学的观点。以“人-媒介-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只关注自然环境影响动植物生理因素的局限，强调“拟态环境”对人类认知、心理和情感的作用。1973年，尼斯卓姆（C. Nystrom）认为，媒介生态学感兴趣的是传播媒介、技术、技艺和过程与人类情感、思想、价值和行为的相互作用，并且不断回答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这对于信息生态学同样有效。
二是继承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方法。信息流的物理、化学关系直接影响到生物群落的自组织和稳定，生态信息的产生、传递和接收反映出生物种群对环境的适应性。[20]将人类传播行为看成一种由诸多要素构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无论是在现实空间，还是在虚拟空间，其内部的信息流仍具有复杂性、有机性、协同性和自组织的特征，因此需要“系统与控制”的方法。
三是关注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一切新媒介都是以往媒介的“补救性的媒介”[21]，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出现，及其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XR（扩展现实）等技术，仍旧让我们惊叹不已。讯息是当代社会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积极面对信息技术的挑战，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研判是信息生态学永恒不变的主题。
四是积极参与生态治理与保护。治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实现信息生态系统的和谐，公民参与必不可少。起初我们信奉技术手段，其后强调法律规范，接着提倡公民道德。其实，信息生态治理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参与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协调治理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培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信息生态学的主要任务，它是行动的科学，而非抽象的理论。
可见，信息生态学是一门批判与建构同步的学科，它继承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该学科的一大特色，并集中体现在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实验与分析之上。
（二）信息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信息生态学是一个多目标的研究领域，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不同的学科类型。从成果形式与用途来看，信息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包括信息生态学理论、信息生态学实践、信息生态学应用，同时每一个分支学科又包含若干研究方向。
一是信息生态学理论。其主要研究信息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效果，既要继承经典生态学的理论，又要借鉴应用生态学的成果，特别是生态信息科学中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模型模拟方法、数据管理方法，以及生态元数据的采集与现有生态信息的管理等。由于需要同时关注自然与社会两个信息生态系统，所以信息生态学的学术视野更广阔，解释能力更强大。其研究方向应有信息生态学基础理论、信息生态学研究方法、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信息生态学信息管理理论等。
二是信息生态学实践。其主要借助信息生态学的理论，对不同的信息人、信息媒介和信息环境进行分析与调研，以及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构建与维护。信息生态学实践包含一系列的原则、方法、程序和技术，它既是生态思想得以实现的手段，也是传播行为得以优化的途径。一是根据使用的媒介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报纸信息生态学、电视信息生态学、网络信息生态学等；二是根据传播的范围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全球信息生态学、区域信息生态学、城市信息生态学、乡村信息生态学、社区信息生态学等。
三是信息生态学应用。其主要是通过信息生态学的技术路径，解决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既包括理论来源，又包括实践手段，是信息生态学中最具体、最有效的分支学科，通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设备与设施，如自然生态信息系统的保护、信息生态系统的污染与防治、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电子媒介设备的回收与利用、新型媒介设备的研发等；二是信息生态系统中的管理与维护，如信息安全与信息平衡、传播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信息生态系统的评价、传播伦理、媒介素养等。
四、信息生态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当代生态学正在向“超宏观”与“超微观”的方向发展，信息生态学的出现适应了这种需求。从黑洞拍照到量子纠缠，信息生态学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来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中的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交换和信息消费。未来的信息生态学不但要继续探讨自然界中可见的抑或不可见的信息流，而且还要更加关注“人-媒介-环境”的关系，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拥抱信息社会。
一是深度交叉，打造元理论。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传统生态学对于信息的认知过于狭隘，“信息素”无法解释人与技术的不确定性，相较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仍旧处于暗箱状态。信息不仅是一段数据、编码与能量，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与情感。首先，在信息生态学中，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存在大量学术用语、理论模型、研究方法相互借鉴的现象，跨学科发展为理论创新提供条件。其次，生态学中的整体、多样、系统、动态、平衡等概念，有利于我们深度理解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从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便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形式逻辑。最后，自然的内在价值体现在人与环境的交往理性之中，信息流将不同的圈层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的“自然价值论”能够得以实现。
二是不断创新，提升科学性。信息技术改变着地球上的时间与空间，信息生态学不能仅仅研究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传输与使用，人类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离不开自由、开放、公平、正义的传播环境。首先，信息生态学属于实证科学的范畴，通过统计、测量、模型、系统、实验等方法，开展“信息生态”与“生态信息”研究是信息生态学科学性、创新性和可行性最直接的体现。其次，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手段，而且是一种战略资源，生态学与经济学含有共同的词根“ECO”，或许注定信息生态学终究还是一门关于信息经营与管理的科学。最后，以应用生态学理论为核心，借助生态模型、环境评价、种群测量等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信息生产、传播与接收中的污染问题，仍旧是当代信息生态学的历史使命与魅力所在。
三是面向需求，实现本土化。作为一个舶来品，生态学的本土化汲取了我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但是理论体系的创新，而且是话语体系的争夺。首先，信息生态学是打通信息科学与传播学的一道桥梁，我国的传播学实践为信息生态学发展提供了本土化的经验，从而在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其次，面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信息生态学学科应该更加聚焦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解决信源、信道、信宿污染的系统性方案，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传播环境。最后，通过本土化来实现现代化，是信息生态学广受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如5G、大数据、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中国信息生态学学科的本土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性学科，生态学的学科谱系仍然需要不断扩张。只有充分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借鉴信息科学与传播学的最新成果，才能真正实现不同“信息圈”之间的和谐共生，信息科学偏向系统规律与运行机理，而传播学更擅长社会分析与价值判断。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当年通过媒介将人与信息之间的冰冷关系融合起来一样，只要信息传递不停止，信息生态学的创新与实践就不会停止。建构一门基于信息与传播的应用生态学，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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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古 东）
Boundary and Futur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WEI Xin1，WANG Guopin2
（1.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2.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coming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it has been found that information is not merely aphysical phenomenon but also has features of organism，integrity，and complexi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relies on energy or vehicles，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and human mind.Information ecology inherits the discipline approaches of applied ecology，such as human ecology，urban ecology，and pollution ecology; it adapt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human，medium and environmen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Despite their distinctive disciplinary attributes，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have much in common in terms of conception，research methods，and scoping. We tend to view“information”as a whole. Information science focuses on systematic law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while communication science excels at social analysis and value judgment. Information ecology，as a whole，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humanity”and therefore it seeks the harmonious information eco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referring to the research of human ecology.Meanwhile，information ecology has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 humanism，particularly influenced by sociology，communication studies，and ethics，which makes information ecology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critical awareness. However，the system of information ecology has not been fully established，an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insufficient.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n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ounda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ecology. Further breakthrough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re expected to be achieved.
Key words：information ecology; communication ecology; media ecology; applied ecology